新约入门

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神圣文本。它们的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偶然，也是附带的结果；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情况，而不是着眼长远。它们出现于1世纪后半叶地中海地区情况各异的教会中，而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文学形式和宗教观点中。这些作品成为《新约》，也就是现在称为《旧约》的犹太教《圣经》的长篇附录，经过了一个正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几乎从这些作品刚一出现就已经开始，但是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且跟基督教的自我定位过程紧密相连。 许多分散的教会通过财产共享、个人关系网的培育以及共同的信仰和行为，变成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或“基督教会”。然而，某些著作通过正典化成为《圣经》，是基督教在2世纪晚期成为一个一致、“大公”的宗教的关键因素。这种变化让基督教得以与异教和犹太教平等争取信徒。 正典化的过程 起初的几个阶段是自然的、逐步发展的，涉及文本与阅读群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到了最后的认可阶段，正典化才变成整个教会组织范围内的正式决定。 《新约》作品的创作牵涉到翻译成希腊文的犹太教《圣经》以及教会传统。例如，保罗就在《罗马书》9—11章有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辩论中大范围引用了犹太教《圣经》。保罗也援引了他所参加的宗教运动中已有的传统：例如洗礼和圣餐礼等仪式、耶稣的教导以及信条原则。同样，福音书对耶稣故事的叙述也是建立在教会口口相传的传统之上，而对耶稣及其门徒的刻画，也借用了犹太教《圣经》的许多内容。 相应地，《新约》中各篇作品本意也是要用于聚会。受差遣送信的人会公开朗读那些书信。在敬拜聚会的时候，福音书的叙事也要大声念出。这一用途让这些作品成为公开的文件，并加速了它们被接受为基督教“圣经”的进程，因为它们在敬拜聚会的公开场合与犹太教《圣经》一起使用。 正典化的基本步骤是基督教教会之间的文献交流。正如《歌罗西书》4:16所表明的那样，在保罗传道的时候，这种交流就已经出现。两组书信说明，同时给几个教会写信加速了交流的进程。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从特殊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保罗之前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与后人在其他地方的教会所说的话密切相关。 在2世纪早期，教会通过这种交流已经收集了几小批作品。罗马的克雷芒在大约95年写信给哥林多人，提到了耶稣的教导，以及《哥林多前书》、《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同样，2世纪早期依纳爵和波利卡普的书信中，也显示出了对《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保罗几封书信的了解。《新约》中的《彼得后书》很可能写于2世纪早期；它提到了“保罗的全部书信”，似乎这些书信存在于一个集子中，并暗示当时有解释这些书信的传统，“就如解别的经书一样”。 不过，此时这些教会的集子并不正式，提及《新约》作品也更多是通过暗指而不是直接引用。当时并不需要给出这些作品的正式清单，因为那些被接受的作品还没有受到增加或删减的挑战。 正典化和基督教自我定位的关键阶段在2世纪中期。那些在基督教运动中最早得到证实和接受的作品面临两个挑战。这两个挑战都牵涉到作品内容和思想观念。首先，马西昂想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删减。为了支持自己强烈的二元世界观，马西昂拒绝承认《旧约》中的神是恶的创造者，认为只有保罗对耶稣的理解是恰当的，即耶稣将灵魂从肉体中解救出来。因而，马西昂争辩说，神学上连贯一致的正典只有10封保罗书信和《路加福音》，拒绝承认其他被接受的作品，理由是它们被“犹太化”了，即认为它们转向了犹太人的神。 另一个挑战来自扩张的力量，首要代表是史称诺斯替派的广有影响力的教导者所创作的大量启示文学作品。各种文学形式所反映出的主流思想又一次带上深刻的二元特征，推动了这一类型基督教的发展：相比教会这个团体，个体灵魂及其从肉体中的释放占据更优先的地位。这些文学和观念上的挑战联合起来，迫使教会从这些书卷中挑选一些作为规范文本。 我们对这些诺斯替派作品的了解部分源于2世纪晚期“正统”教师对它们的反驳，比如里昂的伊里奈乌和迦太基的德尔图良，部分源于对长期掩埋的科普特文献的发掘。两者都表明文学和观念上的挑战很严重。 在《驳异端》中，伊里奈乌塑造了对这些挑战的标准回应，将正统基督教定义为公开的、体制化的和包容性的宗教。在反驳各种诺斯替观念时，伊里奈乌为教会的自我定位建构了一个尤其强有力的战略。借助于“信仰的准则”，伊里奈乌反对隐微教导的主张。所谓“信仰的准则”，是指对基督教总体信念的公开表达，用于为阅读基督教作品提供引导。 回应宣扬隐微启示的作品时，伊里奈乌借助了从诸位使徒得到的著作，即包括《旧约》、保罗的所有书信、四部福音书及其他“大公”作品在内的《圣经》正典。最后，他借助主教们公开的“使徒统绪”教义回应诺斯替派的隐微教导主张。伊里奈乌宣称，所有这些主教都承认这些信念，并只会读这些书卷。从伊里奈乌的时代开始，基督教信仰或行为上所受到的挑战都由主教集会讨论后做出回应，他们会以《圣经》正典为基础，扩充或维护信条。 伊里奈乌和德尔图良的立场被很多其他主教和教师接受，包括亚历山大学派那些爱冒险的思想家，比如克雷芒和奥利金等人。到了4世纪晚期，无论是主教个人——比如亚大纳西，还是主教会议——比如迦太基会议，都正式认可了主流传统辩护者们所采取的立场。 尽管在宗教改革期间正典问题不太受关注，但自2世纪晚期以来形成的《新约》正典文集依然稳固。随着1945年诺斯替文库在纳格–汉马迪发现，加上意识形态批判在学界发展起来，正典问题再次得到重视。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基督教传统不会再增加或删减两千年来塑造了基督徒生活和思想的《圣经》。 正典化的标准 这个历史概述很宽泛，但大体上是准确的。尽管流行的看法刚好相反，但包含在《新约》中的作品确实是基督教最早的证据。即使是认为某些诺斯替作品中有更原始成分的学者也承认，《多马福音》本身充其量只能是2世纪中期的作品。 不过，在1世纪末2世纪初还出现很多其他作品，因而，正典化所使用的标准这个问题仍然有效，尤其是鉴于还有证据显示，某些作品在地方教会中有很高的权威，比如《赫马牧人书》。 对今天的某些读者来说，有一个可能让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神的默示即便曾作为标准，也只在极少数场合。《新约》作品被认为是应时而作，但这并不是它们独特性的标志。除了诺斯替派作品外，早期基督教还有各式各样的默示话语和异象启示。此外，《新约》作品并没有自称是神的默示，而是说犹太教《圣经》是神的默示。 更常用的标准是使徒传统。《新约》作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使徒关联在一起。但这个标准并不总是行得通：毕竟，有许多诺斯替作品也宣称出自使徒之手，而且很难将《新约》作品与具体的使徒联系起来，比如，在福音书作者中，马可被认为是彼得的翻译，而路加则是保罗的同伴。 对使徒传统的主张实质上是历史优先性的表达：传统的作品集来自最早基督徒的见证，优先于那些2世纪创作的作品。因而，有这样的论点：使徒的明确继任者，即那些主教，阅读的只是这些书卷，承认的只是这些信仰，别无其他。 正典化最重要的标准可能是一种直觉，或“教会的感受”，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教会对这些特定作品合适与否的感知：这些作品从一开始就塑造了基督徒；这些作品反映了将之正典化的那些人所认为的教会的意义，即教会是致力于教会、世界和历史的公开、有组织的信徒聚会；而且，这些作品将能够把教会的异象传递给未来。 正典化的意涵 正典化的结果是27篇1世纪的作品被收入《新约》中，并由此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但正典不只是一个历史事实，它还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仍然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要素得到认可。这种认可是今天的教会所做的宗教决定，而不是一个历史结论。 这个决定有很多意涵，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作品对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的全体基督徒都至关重要。正典化是对于关联性的声明。确实，它认定《圣经》是先知式的，是神在一切时代向人所讲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说，经文的历史意义并非其唯一意义，甚至也不是其最重大的意义：保罗的书信和雅各的书信，以及福音书，仍在继续向今天的读者讲话，就像它们曾向最初的读者讲话那样。 正典化有两个悖论式的后果尤其重要。第一，基督徒将犹太教《圣经》称为“旧约”，并继续将它作为自己的《圣经》，因而不可避免要与犹太人进行充满张力的对话，而犹太人则会继续从自己的视角去解读律法书。大多数时候，基督徒都是从一种自命优越的立场来制定对话的条件，他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与犹太人开展平等对话。 第二个重要悖论是，正典化行为本意是要寻求实现统一，但实际上却让多样性成为常态。《新约》的27篇作品确实具有一种家族式的类似性，确实能够促使读者成为某种类型的基督徒，这种类似性是伪经作品所不具有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保留了一开始就具有的风格、视角、甚至主张上的一切差异。由于这种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得以在制度结构、神学、仪式、甚至道德方面形成复杂多样性；当然，他们都真诚地宣称，自己是以最庄重的心态对待《新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