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入门

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也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我们可以确定，在有关耶稣的回忆通过口头流传被选择、加工的同一时期内，也产生了最早的基督教文学作品，成为后来大量文学创作的开端。《新约》各卷不过是从这些最早的文学成果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它们见证着一个更广泛的创作活动。 虽然创作于宗教运动的背景下，但《新约》收录的这些作品起初并非作为传达永恒真理的神圣文本而写就。它们探讨的是特定读者的真实处境。它们使用廉价的纸莎草纸，而非律法书卷轴所用的羊皮纸或牛皮纸。在那之前不久出现的手抄本——书的前身——使这些作品得以廉价而方便地传播。 然而，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提醒我们要留意早期基督教的三个方面。首先，其领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假定其读者的文化修养也较高。可以肯定的是，古代文学作品是大声诵读出来的，因而“诵读”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现而非私底下的行为。其次，该运动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支持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当时的交流网络和人们的殷勤好客则为作品的发布和接受提供了环境。第三，当时的基督徒表达其独特的宗教信仰，是通过1世纪地中海地区传统的修辞形式实现的。 书信交流 最早的文学表达采取书信的形式——那个年代的基督徒很自然地选择了这种常用沟通手段。发达的道路系统和邮政体系使人们得以通过书信快速沟通。政治家和哲学家都进行着大量的通信。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普通人之间沟通商业和个人事务的信件。这种交流形式非常流行，甚至有时连那些以论述为初衷的作品也会采用书信的形式。 《新约》作品有21卷可以打上书信的标签。其中13封书信被认定是保罗所写；七封书信来自其他教会领袖；还有一封书信作者不详。 我们也可以算算其他两卷中的书信体部分：在《启示录》2:1—3:21中有写给亚细亚地方教会的七封书信；《使徒行传》15:23—29记录了耶路撒冷使徒会议致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的外邦信徒的一封信；现存的书信中还提到过一些没有保存下来的通信。 保罗书信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它们很可能是教会之间最早的书信往来，也是最早被归集起来的作品。这13封书信有一些很明显的文学特征。它们大体上符合古代书信写作的惯常形式：问候语、正文、告别辞。保罗书信的宗教特征则尤其体现在含有特定宗教语言的问候语，以及安插在正文前的独特感恩段落上。感恩的内容也提挈着书信的主题。 保罗书信是应时而作的：这些真实的书信探讨的是目标读者的真实处境。保罗书信是正式的、官方的：他以耶稣基督使者的身份，写信给由他自己或同伴建立的教会。保罗书信是多样化的：从赞扬的小短文到长篇的神学论证，从简单到复杂，不一而足。 保罗的书信在创作构成上是复杂的：他糅合了一些传统的元素。同时，在书信成型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人参与：一些书信是由他口述、秘书笔录；一些是与他人合写；在一些书信中，还可以找到由师生进行的希腊–罗马及犹太教研究活动的影子。书信中的“哲辩”和“米德拉西”元素，也很可能是保罗与同工们的共同智慧结晶。 保罗书信也具有明显的修辞特征。他书信中显露的“人格”并非个人感情的简单流露，而是利用古代传统修辞手段建构起来的“角色”。这些信绝非随意写就，而是经过细心创作的，是劝导的工具。保罗在这些信中采用了喻理、喻情、喻德的古代论辩方式。它们体现出古代修辞术的拟人法理念，即“人格化写作”：对信件进行的文学加工，以及通过这种加工展现出的“保罗”，是符合作者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宗教形势的。 对保罗书信的历史分析聚焦于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上的完整性：有些学者发现，在某些保罗书信中存在小小的窜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些书信实际上是经过编辑、合成的作品，是一系列更短的信拼合而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真实性：是否全部的保罗书信都是保罗自己写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保罗的每封书信都受到过质疑。评价真实性的标准包括信中内容跟保罗的宣教活动是否一致，以及在风格、主题、教会组织程度等方面是否连贯。到19世纪晚期，达成了一个今天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共识：有七封书信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腓利门书》。 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三封书信，学界仍有争论。而相比之下，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是伪作。他们认为，这些书信是一个以保罗之名撰文立说的“保罗学派”创作的。这些书信为什么会写出来？是为了把保罗的教导引向更保守的方向。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注意到，这些有争议的书信传达的态度更加具有抑制性，对女人的看法就是一例。 长久以来所持的共识似乎已被等同于事实，但实际上，关于保罗作品出自谁手的传统看法并不可靠，对这些书信修辞特点和社会成因的新研究尤其可以表明这一点。可以认为，所有归于保罗名下的书信确实都写于他在世时，并且经过他的授意。在他传教期间，已经有其学派参与到这些书信的写作中来。对作者身份的看法当然会影响对“保罗思想”的判断，但不应影响读者对全部保罗书信文学性或宗教性的鉴赏。 第三个问题是确定每封书信所面对的社会与历史情境。保罗书信有些包含着丰富的具体细节，因而其探讨的教会问题也相对清晰。还有一些书信，将保罗传教活动中遇到的、促使他提笔撰文的情况交代得非常清楚。但其他书信所探讨的情况并没有这么清楚。 所有对情境的重建都是试探性的，因为这依赖于从保罗的论述中作出推论——读者看到的是保罗的看法，而非纯粹的“事实”。此外，复原当时的情境并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西班牙之旅寻求支持，但《罗马书》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募集资金这件事。 《新约》中的其他一些书信写作时的情境则更难探明。每一封信都有各自解释上的困难。其中几封很可能是通谕性的：它们面向更大的读者群，而不是某一特定教会的成员。有几封也可能是面向会众的口头传道，后来以书信的形式寄送给其他人。 叙事教诲 《新约》中的另一种主要文学形式是叙事。有四卷叙事作品追溯了耶稣开始传道到他复活显现的故事。其中两卷中还有对耶稣降生及孩童时代的简单记叙。 古代文学中的叙事主要与英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但四卷福音书却前所未有地以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省传教人为叙述对象，主人公的活动最多只持续了三年，而且最终被当做罪犯以耻辱的方式处死。 公元70年前后的几起事件共同激发了福音书的创作。与罗马的战争使犹太人中的弥赛亚主义者与非弥赛亚主义者关系恶化，让基督教愈发成为外邦人的宗教。这场战争也使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瓦解。耶稣传道的亲眼见证者也都行将就木。从口头传播到书写的转变正是为了防止耶稣言行失去犹太教根基。 跟其他写历史人物的古代叙事作品相比，福音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们产生于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而非简单的文学冲动。信仰的视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复活的视角，贯穿于对耶稣其人的叙述中：作者与读者都认为这位过去的人物仍存在于他们中间。 同样，福音书对敬拜团体内口口相传的记忆进行搜集、组织和文学加工，这使得其叙事具有一种独特的厚度。每段文字中都包含三层认知：见证者的阐释，他们曾亲历耶稣时代发生的事件并讲述出来；这些事件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四卷福音书作者各自的文学目的。 福音书中的三卷可以放在一起平行研究，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异同关系。正因为可以放在一起去看，它们被冠以“同观”的标签。毫无疑问，它们呈现出文学上的相互依赖关系。19世纪对福音书的研究大多旨在解决“同观福音问题”：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与《马可福音》的论述一致时，《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之间也相互一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分别引用了共同的材料。 大多数学者现在都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先创作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创作时借鉴了《马可福音》。少数人赞同古代教会的传统看法，认为《马太福音》是第一部写就的福音书，但这一观点不能很好地解释三个版本的实际情况。而《约翰福音》虽然与同观福音共享某些传统，但在文学上并不依赖于它们。 《新约》中的第五卷叙事作品——《使徒行传》实际上是《路加福音》的延续。它所讲的故事刚好接续《路加福音》，并显然与其同属一个文学课题，因此学者们把这两卷合起来称为“路加–行传”。整体来看，这两卷作品在形式上很像那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所创作的辩护型历史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特征也与同时代的叙事作品最为相近。两卷均有正式的开场白，并采用文学转喻，这说明“路加–行传”的作者试图将基督教运动置于更大的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 最后一种文学形式——启示文学——则存在于《启示录》中：作者描述耶稣升入天堂，并揭示了他在那里目睹的异象。就这一体裁而言，《启示录》显得与众不同，原因在于被钉死后复活升天的基督扮演着核心角色，他的死和被高举重塑了所有传统的主题。但是，对异象、神秘数字、动物和宇宙象征主义的常规使用则明确标志着《启示录》属于启示作品。 《新约》中的书信、叙事和异象写作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学和修辞传统。但它们也表明这些传统是如何被夸大并重塑，从而促使《新约》作者进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