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入门

使徒保罗是基督教运动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最有原创性的人物。保罗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原因很明显。他是小亚细亚和希腊两地所有教会的建立者。他通过亲自访问、委派代表和通信等方式在那些教会中行使教牧权威。基督教这个小小的犹太教派在外邦人中能够迅速扩张，保罗功不可没，这位犹太的法利赛人也因此获得了“外邦人的使徒”这一毁誉参半的称号。他是耶稣故事的第一个诠释者，也是无可争议的最有影响力的诠释者。在那些最终成为《新约》正典的作品中，保罗书信占据了核心位置。 然而，在这些不争的事实背后还有许多不易处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少被提到，但或许最相关：保罗是否像正典中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上很重要？显然，他在《新约》正典中占据首要位置。除了13封书信外，保罗还在《使徒行传》第9—28章的叙事中，因作为基督的英勇见证者出现而占有突出地位。 保罗在正典中的重要性是否歪曲了历史真相？是否像如此多历史重构表明的那样，所有事情都围绕保罗展开？或者，基督教运动初期得以生存、得以成功，是否彼得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门徒”？不管历史事实如何，现在保罗在正典中的地位值得读者特别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保罗在塑造早期基督教中的作用：他是否是个宗教天才，靠着个人体验创造出了一个与耶稣传道有别的基督崇拜？或者说，对于这个他起初迫害、后来加入的宗教运动，他是否是一个忠实的解释者？最合理的答案是，保罗并没有发明基督崇拜。他的书信表明，他了解并使用了前人的传统。不过，保罗是个思想家，他赋予了这些传统以独特的印记。 今天的一些读者，有时会厌恶他们所读到的保罗的“人格”。确实，有些思想家会将假想的保罗的神经症与假定的基督教的精神错乱直接联系起来。但是，读者在保罗书信中看到的更多是保罗的雄辩而非人格。保罗通过修辞建构自我，以最好地面对具体听众和环境。实际上，让许多读者感到不安的事实是，保罗是位真正的思想家，要求读者也思考。他的书信比福音书难懂。 二元论贯穿保罗思想的始终，这种二元论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宇宙论上的：例如，“灵”与“肉”之间的对比不是身体与灵魂的分裂，而是无私与自私的差别。他的书信中出现的其他二元对立包括：死与活、幽暗与光明、奴役与自由、罪与恩典、律法与信仰。保罗极少留下灰色地带，他要求读者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以及旧造物与新造物之间做出选择。 保罗同样强烈地主张和解，但是这种主张没那么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社会中导致了疏离，这些差别“在基督里”变得相对化，因而男人和女人、自由人和奴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区别标记都失去了绝对性，变成了人类促进彼此福祉的出发点。 最后一个问题关乎保罗生平和思想的来源。探讨保罗的生平，《使徒行传》和他的书信都必须用到，而且都要批判性地评价。如果这些材料之间出现分歧，比如保罗的说法与其他安提阿领袖的说法相冲突，那么，应当倾向于相信保罗书信。《使徒行传》的叙述充满了选择性和偏见，但即便存在不足，其中的叙述仍是研究保罗生平和传道活动所必需的材料。事实上，正是由于《使徒行传》16—20章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和罗马教会的书信之间有着明显的交汇，历史学家们才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确定那几封书信的写作时间。 相反，对保罗思想的评价，只能使用他的书信。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演讲，是路加所做的修辞学建构，充其量只是保罗自己声音的回响。此外，保罗书信有6封作者存在争议，被认为是某个“学派”的托名之作，因而通常来说，要描述保罗的思想只能使用7封书信。许多学者认为，剩下的6封书信要么违背了保罗真正的思想，要么只是粗糙的仿制。 保罗的生平 完整的保罗传记现已不存。不过，他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足够清楚。他充分参与了1世纪地中海文化的三个方面。根据《使徒行传》21:28，保罗继承了罗马公民身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保罗在基利家大数的犹太家庭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保罗还通晓希腊化时期文化。他生长的环境是各类赛事频仍的城市，而不是乡村。保罗说话和书写都使用希腊文，他用的《圣经》也是希腊文的。他了解希腊–罗马修辞术和道德教导的基本内容。 不过，保罗的忠诚完全是犹太式的。他称自己是法利赛人，这个派别的成员解释律法很严格，但可以变通，因为他们认为遵行诫命是公义的表现。保罗在好几个地方的辩论都使用了后来拉比所使用的解释原则——不过保罗使用的是希腊文本而不是希伯来文本。显然，保罗既是最早自称为法利赛人者，又是耶稣复活的唯一直接见证者。 除了“热心”遵行律法，保罗在描述自己早年生活时，特别挑选出来让人注意的另一事实是他对教会的迫害。他想要铲除耶稣之道追随者的原因并没有清楚表明，但可以从他在《加拉太书》3:13引用的《申命记》21:23推断出来：“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对保罗这个狂热的法利赛人来说，耶稣被罗马当局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表明耶稣并不像最初的信徒宣称的那样是上帝眼中的义人，而是被上帝所咒诅的人。 对于这个狂热的法利赛人来说，要么选择未来的基督，要么选择律法。保罗认为，称耶稣为弥赛亚和主的那些人是渎神者。他迫害他们是为了维护律法的神圣。 按照保罗自己的说法，在遇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时，他的生命轨迹发生了转变。按他自己的理解，这次相遇是一种先知式的呼召，呼召他去向万民传扬福音，即上帝借弥赛亚耶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所成就的事情。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使徒行传》和保罗自己的书信在细节上有出入，但二者都承认，保罗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而且，他还把向外邦人传讲耶稣这场运动作为自己的使命。 保罗从一个迫害教会的法利赛人，转变为教会最有活力、最有热忱的使徒。他相信了圣灵的力量和被高举的主的降临就显现在这个教会中。他自己致力于建立教会，管理传教团队，并募集资金。最后他在罗马被监禁，可能于64年到68年之间在尼禄皇帝治下殉道。 从保罗书信的字里行间倾泻的能量有一部分源自他强烈的个人体验。在整个历史中，他是最伟大的“回转”者之一：他从一个拒绝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法利赛人，转变成为替主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而他先前认为，这位主是被神所咒诅的。保罗的思想有着鲜明的“要么……要么……”的特征，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经历了“之前和之后”的人：他曾生活在一个时代，但突然间转身投入另一个时代；他曾生活在一种意义框架下，然后又投身另一种意义系统。 保罗思想中张力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最初的那些基督徒中，只有他如此强烈地经历了宗教体验与象征世界之间认知上的矛盾。法利赛人保罗以律法的名义拒绝基督。然而，一旦他归属基督，又该如何对待律法？他被驱策要去解决宗教信仰与神圣文本之间的冲突。他处理这一冲突的方式对基督教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亲手建立和照管的教会，保罗会亲自前往，或者差遣所信任的代表前去，他们会带去保罗的书信，在教会中大声朗读，然后给予进一步的教导，由此，这些教会最直接地感受到了保罗。不过，虽然保罗喜欢亲自与教会联系，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读者在保罗书信中发现的含糊性，这些教会显然也曾直接体验。保罗跟信众在一起时，并没有带给他们太多的影响；而离开他们的时候，信众对他的行为会有所怀疑。 现在，要接近这位历史上最传奇的人物，他的书信成了唯一的方式。但是，如果要在这些书信中找出保罗思想的神韵，有一点很重要：这些偶然的信件，是在具体境况的激发下写出的，是保罗力图通过修辞对它们做出回应。因而，保罗的思想不是一名有体系的神学家的思想，而是一名努力让读者思考人生的牧师的想法。 由于保罗的书信多种多样，试图将他的思想综合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要说保罗所有的看法都包含在归于他名下的那些书信中，这也不大可能。毋宁说，每封书信都是保罗在特定境况下的思绪的独特表达。要感受保罗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连贯性，有效的方法是更细心地阅读两封毫无争议属于他的书信，而不是试图去总结所有的书信。 《哥林多前书》 作为有关最早期基督教的信息来源，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两封信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公元54年前后，保罗从小亚细亚写了一系列书信给罗马在亚该亚的殖民地，答复教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信，尤其是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对于保罗归化和牧养的、追随钉十字架的弥赛亚的城市外邦信徒的实际行为和态度，我们的认识会大大减少。 这些书信显示，由于分歧和竞争，基督教会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冲突。它们表明，主张平等主义的教派置于具有深刻家庭传统的社会背景下，其原有的理想会如何做出让步。这些书信还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教会的例子，它所应对的问题困扰着有这种意向的所有教会：顺其自然与组织结构、自由与责任、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种种矛盾。最后，这些书信还说明了保罗如何以牧者的方式行事，尤其是他如何说服读者获得新力量之后以新的方式去思考生命。 这封书信和《使徒行传》18:1—18证实，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但在大约18个月后离开。这一小群信徒——保罗称他们为“圣徒”——获得了属灵和口才的大大恩赐。看起来，这个团体主要由外邦人组成，但它也可能包括一些转信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不是由于冷漠，而是由于过度的热情——这种情绪在外邦人的世界中被认为是对荣誉的热爱，它表现为个体在灵性方面的竞争意识，就像他们在社会层面已经非常习惯了的那样。 《哥林多前书》提供了有关团体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也暗示了触发保罗写信的事件和他写作时所面对的修辞挑战。保罗离开后不久，围绕着共同生活中“今生的事”，哥林多教会信徒之间的冲突加剧。行为的差异集中在食物、淫乱等明显的问题上。相信一位复活的主、相信拥有圣灵，并不能自然而然导致身体以某种方式生活。同样，关于敬拜中“属灵恩赐”的主次顺序和使用，也存在分歧。 哥林多信徒有两种基本立场。第一种被保罗自己称为“强的”态度：认为灵赐下了知识，知识产生了能力，能力带来自由。由于解放发生在心智之中，而且牢不可破，因而身体的行为无关紧要。食物和性不过是物质的转换，不会触及有知识的灵。 另一种立场，保罗认为是“软弱”的态度：它更小心、更保守，更多地意识到人类自由的脆弱，认识到肉体生活的复杂性，还看到了群体团结合一的脆弱性。这种立场认为，对食物和性的严格规定是使人“圣洁”，即与世人不同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这两种立场中的一方受到复活力量的过度束缚，另一方则倾向于低估它的转化潜力。 两方之间的辩论促使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写信给保罗，寻求他的指引。然而，正是保罗的建议让原本的辩论变成了分党，因为教会的一些成员宣布忠于保罗以外的其他领袖，纷纷宣称“我是属矶法的”或“我是属亚波罗的”。不过，信仍然写了出来，并通过革来氏家族的人带给了身在以弗所的保罗。 在这封信中，他们提到了新的流言：在教会中有人做淫乱的事情——有人收了他的岳母，还有人经常召妓，以此表明他们对自由的看法。派系之间的纷争如此严重，教会成员因此忽视了他们自己内部的审判而前往异教的法庭，寻求对“今生的事”做出裁判。围绕谁的见解“正确”这个问题，教会迅速分裂。 保罗所面临的修辞上的挑战非常严峻。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权威，以从道德上“像父亲一样”引导他建立的这个教会，由此才能不致落入彼此相争的陷阱中。而如果希望像老师一样训导他们，就必然落入这样的陷阱。 从这个角度去阅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四章的开篇论证让人印象深刻。即使面对哥林多各个教会复杂的具体环境，他也能灵巧地利用说服修辞的传统处理纷争，采取多种方式寻求群体关系的融洽。 保罗首先削弱了他们的自高自大。他们是圣徒，但也需要变得圣洁。教会不是他们的，也不是保罗的，而是神的。此外，他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如果不是神借着基督赐予，他们就一无所有。 接着，保罗详细叙述了“十字架的道理”——即弥赛亚耶稣被钉十字架——带给他们的意义。他认为赐给他们的灵具有道德的意涵：他们要按照“基督的心”生活，即，在十字架的生活中，在对别人的服侍中，属灵的生活得到彰显。他们被授予能力不是为了去争荣誉，而是要在共同的事业中彼此合作。 保罗用自己和当时有信徒追随的另一位领袖亚波罗之间的关系来证明这点。他们有不同的职责：保罗奠定根基，亚波罗在上面建造。但他们都明白，他们建造的房屋属于神。他们彼此协作，共同劳动，而不是相互竞争。同样，哥林多教会的信众也应当共同劳作，“启发”教会。